“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大企业税务风险中，我们无疑应该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但是，借鉴不是简单模仿，而是结合中国国情科学引进，有选择地吸收。换句话说，就是要给国外先进经验这块“洋奶酪”加上中国味道。

　　随着大企业对税收和经济的贡献度越来越高，其税法遵从度对国家税收乃至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大企业税收管理机构，采取科学有效措施，管理和控制大企业税务风险。如美国开发了筛选和工作量分类系统，并通过与税务专家协作，持续更新公司风险评分模型，评估风险。英国通过客户关系经理、大企业论坛、问卷调查、评估反馈以及风险评估模版等方式来进行税务风险评估，改进大企业税收管理。澳大利亚针对某个行业、某个交易或者整个税基，按照风险的高低程度，实施不同的管理战略。

　　目前，我国的各级大企业税收管理机构也已经基本成立，并力图逐步改革传统的税收管理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做法是一个重要课题。在此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能会造成西方某些先进的税收管理经验无法完全“中国化”。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是道德与文化，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法律与制度。在管理方法上，西方讲究条理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管理模式是分解式的，分工明确，每一件事情都有明确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只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过程积累实现最终的工作目标。中国注重人与人协调，每个人不仅要做好事情本身，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让上下左右都满意，追求利益的平衡与结果的和谐。在分析方法上，西方强调实证性，或者说客观性，中国人注重经验性，或者说主观性。西方强调用数字说话，中国认为“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西方的分析方法目的是发现税收管理风险的点，中国的传统分析方法强调发现风险的源头。

　　另外，中国的大企业税收管理环境，也有着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一是我国的大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的运营以及并购、重组，多带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色彩，与西方的自下而上的市场和内部推动不同，考虑更多的是国家战略，产业布局，风险管理在其中只能算是一个小配角，就更不用说税务风险了。二是我国的大企业中处于垄断行业的较多，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在税务风险评估中缺少公允价值的参考，风险预警等指标体系无法准确建立。三是我国大企业对风险的认识程度不够，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罹患“大企业病”的中国企业当风险变为现实时，往往“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因此，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要比西方高许多。四是我国各部门协作机制未能有效建立，中介机构不发达，第三方的作用无法发挥，社会诚信体系还不完善，这些都说明我国全面引入西方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模式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成熟。

　　因此，在制定大企业税收管理的政策和措施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奶酪味”不能太浓。“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如果没有历史的积淀，引进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有时可能只是空中楼阁。“拿来主义”的关键在于消化吸收，“知之不明，则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则行之不成”。西方的大企业管理理念固然先进，但理解其思想，洞悉其精髓是前提，不能消化吸收，再好的“奶酪”享用时也会“水土不服”。

　　具体来说，西方推崇定量分析，强调科学性，讲究建立研究假设，收集精确的数据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和检验，税务风险管理中大量采用调查问卷、风险评估、风险测试等实证分析方法。而中国人习惯定性分析，强调经验与归纳，采取访问、观察和资料收集等方法，依据主观的理解和抽象思维进行研究，税务风险管理中多采取访谈、检查等非标准化程序。大量的事实证明，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都是建立在相对的基础上的，二者不能孤立来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使用才有意义，没有定性的定量，那是子虚乌有；而没有定量的定性，则是夸夸其谈。因此，在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中要为“洋奶酪”加上中国味道，就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治人以法”不如“教人以德”。道德文化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但它的作用发挥本质上是靠吸引，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并且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常常可以解决法规、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充分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的同时，我国税务机关应该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价值观，渗透于大企业的税收法制、税务执法、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之中，形成一个国家税收管理的完整体系，促进纳税人对税务价值观的认同，形成以诚信纳税为荣，以逃避缴税为耻的社会风尚，从而实现纳税人自愿遵从纳税的目的。从道德文化的角度来看，税务机关的整体形象越是有吸引力和亲和力，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意愿越强，税务机关对大企业税务风险的管理就越容易。

　　总之，如果把西方的管理方法比做人的骨骼，那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便是血与肉，中西方管理文化有机结合才能成为血肉之躯，才能真正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