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转型期更迫使政府实施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的发生，除了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原因外，还有各个国家具体、特殊的原因。从我国来看，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正是危机事件频频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伴随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凸显出来，有些呈加剧之势。如处理不好，随时会诱发公共危机。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分配不公，容易诱发危机。改革开放27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平均增长在9％以上。经济发展过程实质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利益调整如果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群体利益的改善，而且任何人的利益都没有受损，此时的社会将是平衡和谐的。然而，经济快速发展通常带来的并不都是“帕累托改进”，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于是，在瞬间有了贫富之分，并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古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当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但是实行平均主义，大家都贫穷时，人们可能意见不大。一旦人们的收入分配拉开了档次，而其中又掺进了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这类矛盾蓄之既久，便易诱发危机。
二是社会分配不公，群体利益失衡，增加了公共危机管理(风控网)发生的几率。一切危机和冲突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资源或利益的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群体利益失衡，是促成危机的重要条件。我国各级政府目前面临着这方面的严峻挑战。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改革不配套，致使社会分工方面存在不公现象。政府的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服务突出表现为“三个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贫富失衡。改革２７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总体在明显提高，但是，不同利益阶层间仍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都是诱发危机的基础条件。对这种贫富差距只能想办法缩小，不可再扩大。否则，会引起“地震”，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社会改革不配套，政府转型缓慢，增加了诱发危机的频率。所谓政府转型，即从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由于经济建设型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未找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再加上社会改革不配套，便使过渡时期的改革增加了许多变数，从而增加了危机爆发的频率。
首先，由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仍把精力局限在管理经济上，忽略了对社会的治理，结果经济也未真正抓好，社会危机事件却屡屡发生。时至今日，我国的市场秩序还相当混乱。
其次，对社会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影响社会安全网的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障社会安定，关键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政府转型缓慢，提供给农村的公共产品较少，社会安全网覆盖面较窄，一些贫困群体不能及时得到补偿，这就增加了公共危机事件萌生的因素。
加强公共危机管理，打造平安中国 建国57年以来，我国初步形成了政府危机管理的格局。比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负责全国性的防汛抗旱领导工作；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领导全国森林火灾防御与救援工作；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领导全国生产安全工作；公安部消防局负责全国消防管理工作；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负责传染疾病的预防与控制等等。
显而易见，我国的政府危机管理带有浓厚的部门色彩，缺少统一的国家级紧急事务管理机构，危机公共管理远没有制度化、法制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还存在较大差距，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缺乏统一指挥部，偏重于直接救灾；单兵作战，对社会资源整合不足；政府对经济的监管不到位；政府危机管理预警体系不健全；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缺乏危机意识，应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较差。
政府危机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解决当前危机管理中的问题，必须统筹全局，从基础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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