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再不能轻视公共危机管理
（一）实施公共危机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底线 所谓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
为什么说公共危机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底线呢？这主要是由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特点决定的。简要地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三个特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结构的和谐。
一是保障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公共危机管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主要表现在：崇尚自然规律；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要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资源。
那么，如何防止或及时处理破坏生态平衡、造成资源匮乏的问题呢？就是要实行公共危机管理，及时消除危机。
二是保障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公共危机管理。具体讲，一是人们对利益的占有与自己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贡献是不是对应的，合情合理的。二是产生了利益矛盾，社会能不能及时地加以协调。因此，人与社会的和谐，关键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就会引发危机事件。
为此，就要实行危机管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才有可能防患于未然，或出现了矛盾及时予以解决。
三是保障社会结构的和谐离不开公共危机管理(风控网)。社会结构包括多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结构是构成社会的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
从不同的角度可将社会结构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般从构成社会结构的实体来划分，可划分为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群体结构。
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使这些结构内部和谐发展，就要建立健全保障这些结构内部和谐的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出现矛盾冲突无法化解，必然出现社会危机，这就是政府危机管理所要解决的。
从全球来看，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日益感到，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不安定，战争、灾害、恐怖、骚乱接连不断。如何预防或处理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呢？就要实行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
（二）全球一体化增加了国际危机的变数 学术界认为，人类社会20世纪70年代从工业时代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实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且出现了全球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文化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增加了国际危机的变数。
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两重性加剧了危机的发生率。一方面，在国际范围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世界经济总体发展，可以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迅速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国际生产关系方面加剧了两极分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支配地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经济全球化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它有可能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而两极分化历来是导致动乱的祸源。
二是全球政治文化一体化，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相互冲突的过程。这种文化现象往往表现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内部冲突，即民族文化内部的传统文化、统治文化与本系统自下而上生长的新文化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外部冲突，即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当今世界正处于从多文明时代向全球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过去的各个世界性文明正在演变为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中的子文明或亚文明。邪恶源于文明而又反对文明、玷污文明、毁灭文明。21世纪是人类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走向全球共同体的最为关键的世纪。一体化和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将是新世纪中的世界主要矛盾。美国的一极和全球化的推进，使得文明（文化、种族、民族）间冲突加剧，从而使政治危机事件爆发率激增。“9.11”之后，危机事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
（三）社会转型期更迫使政府实施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的发生，除了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原因外，还有各个国家具体、特殊的原因。从我国来看，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正是危机事件频频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伴随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凸显出来，有些呈加剧之势。如处理不好，随时会诱发公共危机管理。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分配不公，容易诱发危机。改革开放27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平均增长在９％以上。经济发展过程实质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利益调整如果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群体利益的改善，而且任何人的利益都没有受损，此时的社会将是平衡和谐的。然而，经济快速发展通常带来的并不都是“帕累托改进”，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于是，在瞬间有了贫富之分，并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古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当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但是实行平均主义，大家都贫穷时，人们可能意见不大。一旦人们的收入分配拉开了档次，而其中又掺进了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这类矛盾蓄之既久，便易诱发公共危机管理。
二是社会分配不公，群体利益失衡，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几率。一切危机和冲突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资源或利益的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群体利益失衡，是促成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条件。我国各级政府目前面临着这方面的严峻挑战。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改革不配套，致使社会分工方面存在不公现象。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服务突出表现为“三个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贫富失衡。改革２７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总体在明显提高，但是，不同利益阶层间仍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都是诱发危机的基础条件。对这种贫富差距只能想办法缩小，不可再扩大。否则，会引起“地震”，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社会改革不配套，政府转型缓慢，增加了诱发危机的频率。所谓政府转型，即从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
由于经济建设型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未找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再加上社会改革不配套，便使过渡时期的改革增加了许多变数，从而增加了危机爆发的频率。
首先，由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仍把精力局限在管理经济上，忽略了对社会的治理，结果经济也未真正抓好，社会危机事件却屡屡发生。时至今日，我国的市场秩序还相当混乱。
其次，对社会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影响社会安全网的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障社会安定，关键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政府转型缓慢，提供给农村的公共产品较少，社会安全网覆盖面较窄，一些贫困群体不能及时得到补偿，这就增加了公共危机事件萌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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