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之三：信用风险保护的提供者少于购买者。 这样的情况在投资者最希望有人提供信用风险保护的时候，比如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反而会越发的显得突出。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这个时候，图1左边的大损失已经不再是小概率事件了，而变成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的事件，试问还有谁愿意提供该信用风险的保护？比如在俄罗斯处于经济危机的时候，它的政府外债有很大的信用风险，此时只有俄罗斯的企业或者银行最愿意提供这样的信用风险保护，如果俄罗斯政府不违约，那么他们就赚佣金，如果俄罗斯政府违约，他们也跟着违约。这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怪圈，越是信用风险大而明显的时候，越不容易寻找到能够真正转移这部分信用风险的保护提供者，此时最愿意提供保护的主体，常常是与产生该信用风险的主体高度相关的，如果把信用风险转移给他们，实际上又进一步增强了信用风险的集中程度。因此，信用衍生工具市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善信用风险保护的提供者少于购买者的局面，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信用保护市场的这种先天的不均衡自然会给信用风险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面对较大的信用风险，管理时可能更容易陷入无计可施的景况。
2、传染性及其影响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信用风险的传染性。在一个经济中，如果市场出现萧条衰退，企业1因产品销售不出去，资金不能回笼，或企业投资的资产价格暴跌（如房地产、股价等资产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出现大幅下跌），还不了它的供应商企业2的应收帐款，会导致企业2也偿还不了它的供应商企业3的应收帐款，如此等等，此时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因一个企业对其供应商的应收帐款违约，就可能导致信用链条中的每个企业都不能偿还其它企业的债务以及银行的债务，也就是说一家企业的信用风险可能蔓延成整个资金链上的信用风险之灾，这体现出了信用风险的传染性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作为整个信用链条的“纽结中心”（这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中，大部分企业都会向银行借款的），受到信用风险传染的影响最大，承受的负担也最严重，可能会导致大量不良资产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会使公众对银行信用失去信心，进而出现挤兑、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
韩国的经济危机就是信用风险传染性特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不否认韩国长期实行大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而导致的高利率、高外债、高负债等一系列问题是使得金融风险迅速积累、转移到银行和政府部门、并影响到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1981、1986、1987年韩国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达到83.5%、78.1%、76.9%；1990年11月17日韩国银行监督员在国情检查报告中指出，韩国30家大财团所属的147家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在50%以下的只有14家，占到9.5%，据统计1990~1996年之间韩国制造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75%左右[3]。
传染性给信用风险管理带来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困难之四：巨大的资金窟窿难以填补
有的人认为，对信用风险的传染性治理只要投入一笔初始资金，将信用链条打破即可。其实，这个初始“推动力”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要想通过从外部投入资金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填满整个链上所有企业与银行的“窟窿”，才能够真正恢复经济活力。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窟窿，难以填补。
困难之五：“羊群效应”心理因素难以治理
当信用风险开始蔓延时，最难以治理的是人们的心理上的担心与恐惧。这种担心又会使情况越发的变得糟糕。
3、系统性及其影响 信用风险的系统性是指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会对信用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的特性。我们首先用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作为企业间信用风险的替代指标来对这个特性做一个实证。
企业间债务的“超额增长率”是指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减去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再减去各时期企业间债务的预期增率（采用经济增长率作为“自然增长率”的替代）[4]。利用统计年鉴计算出1985~2001年的企业间应收帐款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如图3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间未预期增长率的峰值以及“阶跃”的情况都出现在在经济的转折点上。1989年出现第一个峰值也是第一次阶跃58.3%；1993年出现第二个也是最高的峰值也是最大的阶跃87.6%，1997年出现第三次阶跃；而1989、1993、1997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国家一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常都会引起企业间应收账款的激增，尤其是在由宽松向紧缩调整的时候，企业间应收帐款增长的幅度更大，而且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难以消化，这部分增量的应收帐款极易成为信用损失。从这段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信用风险的系统性特征。这个特征带来的信用风险管理的困难主要体现在：
困难之六：宏观经济变化的难以预测性。 既然信用风险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很大，而企业通常很难准确地估计宏观经济的变化，这自然给及时而有效地管理信用风险带来很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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