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风险评估与治理

　　近日，在温州、鄂尔多斯(14.98,-0.12,-0.79%)等地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各界对其进一步恶化和蔓延的担忧。随着信息的不断披露，民间借贷的交易链条浮出水面，参与其中的，不仅是当地的中小企业和居民，还包括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民间借贷危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泡沫等资金短缺问题相互交织，存在着连锁传导的可能，或将引发系统性风险。

　　与此同时，在对于民间借贷问题的探讨中，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顽疾”——中小企业融资难、信贷资源垄断、金融市场欠发达、金融改革滞后等问题也一一暴露。对于民间借贷危机的治理，如何能够标本兼治?如何从根本上理顺投融资机制?货币政策在面临多重挑战的情况下，是否需要调整?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魏加宁，论坛特约研究员、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318期。

　　危机的风险传导机制

　　当前民间借贷对于银行体系造成的风险是相对有限的。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此次民间借贷危机爆发的背景、规模和严重程度?民间借贷风险会否波及银行体系?

　　魏加宁：我们在9月中旬曾经到温州去做过调研，所以对温州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个人做的判断是，现在的情况与1993年的金融秩序混乱多少有些类似。但不同的是，1993年的混乱主要发生在正规的金融体系内部，而这一次则主要是在正规金融体系外部，在非正规金融领域出现了混乱。目前来看，虽然总体风险可控，但是资金断裂的风险依然存在。

　　一方面，民间借贷风险如果进一步恶化，有可能会波及到其他相似的地区，接下来应当密切关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这些地方，一方面生产企业资金缺口大，另一方面社会闲散资金又比较多，且无法进入正规的金融体系，因此民间借贷得以快速发展，有可能出现与温州相似的风险。

　　同时，民间借贷风险如果恶化也有能波及到正规的金融体系。因为民间借贷中的一部分资金其实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从正规的银行机构流出来的，所以当资金链断裂时，也会对正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并且，资金链的断裂具有传导效应，还会引起各种资产泡沫的破裂，所以应当承认，系统性的风险是存在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对民间借贷风险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进行过分渲染，其目的是为了以此向中央银行施压，迫使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其实，从规模来看，与民间借贷和中小企业相比，房地产领域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缺口更大，只不过后者说不出口罢了，因此只好强调前者。

　　沈建光：如今民间金融的风险大大加剧，具有特殊原因。一是长期的负利率导致资金逃出银行体系，寻求保值增值。自去年2月份以来，中国便进入了负利率时代。负利率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20个月，更多的银行储蓄资产面临损失。当前恰逢房地产调控之时，房地产投机受到打压，而民间贷款拥有20%、30%甚至更高的收益，无疑更具有吸引力。二是持续货币紧缩政策，也导致了市场上的流动性收紧。中小企业在获得正轨信贷方面具有先天的弱势，无奈之下，不得不向民间融资求助。

　　从近期政府颁布的扶持小企业措施来看，增加信贷和不良贷款容忍度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短期措施十分及时;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小金融机构以及减免税负也有助于从长期改变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发展瓶颈增多等问题。如果政府的政策真能落到实处，对于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虽然目前中小企业风险“总体可控”，但随着货币政策趋紧，资金链断裂仍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

　　当前民间借贷对于银行体系的风险是相对有限的。尽管银行有部分资金以各种形式参加民间借贷，但主要通过银行表外业务而非融资业务进入民间借贷市场，数量上相对有限。从央行公布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来看，三季度，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分别比二季度减少了65亿和3470亿，而这两项在二季度的增加额分别为822亿和5689亿。另外，今年下半年以来，银监会不断采取措施，规范银行客户选择行为和风险监控力度，也有助于防止银行资金过度流向民间渠道。

　　融资困境破局之道

　　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设计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势在必行。

　　《21世纪》：如何评价民间借贷对企业融资发挥的作用?政策如何对其进行引导，使其有序发展?

　　魏加宁：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在温州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有需求、有供给、有传统”。所谓“有需求”，指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温州地区中小企业众多，其中只有20%的企业能够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融资，其他80%的企业都只能诉之于非正规金融，依靠民间借贷。

　　所谓“有供给”，是指民间闲置资金投资难。这些年很多温州人通过从事各种实业生产和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民间投资存在着诸多壁垒，闲置的资金比较多，需要有投资渠道进行释放。

　　所谓“有传统”，是指温州的二元化金融体系是有传统的，民间借贷曾经为当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做出过较大贡献。

　　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比如《放贷人条例》，虽然几经修改至今仍未出台，致使民间金融活动始终无法可依。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严重缺失。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垂直监管机构往往对处于基层的民间借贷鞭长莫及;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没有得到相应的监管授权，致使非正规金融，尤其是民间借贷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的状态。

　　因此，应尽快出台类似《民间借贷条例》的法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同时，要赋予地方政府明确的监管权，让地方政府承担起对民间金融的监管责任，统一规范各地金融办的事权，以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此外，在对民间借贷风险的应急处置方面，各级政府要做到既积极又谨慎;要积极救助，但不盲目救助;要依靠金融体制改革，而不是靠放松银根;要划清权责界限，有所为有所不为，防范道德风险。

　　现在温州的非正规金融非常发达，因此温州完全可以作为推进金融改革、规范民间借贷的试点地区，之后再把经验在全国铺开。

　　《21世纪》：近年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沈建光：中长期来看，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设计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并且通过减税贴息以及特殊融资管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小企业，势在必行。

　　在帮扶中小企业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汲取。日本中小企业在发展的早期，也面临过与中国相同问题，即融资渠道不畅，私有银行更倾向于向大企业贷款。但日本早在50年代初期便设立“国民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以方便中小企业融资，缓解了银行业向大企业过度倾斜的问题。而其资金来源便来自政府邮政收入与社保基金中可供政府额外开支部分。1984年日本中小企业联合会更进一步，通过发行政府担保债券来扩充融资渠道。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通过政策调节，给予中小企业以优惠利率。通常给予中小企业利率在普通贷款利率的0.5-1%以下。地方政府亦给予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以及在适当时候帮助中小企业偿还贷款利息。

　　总的来看，大力扶助中小企业发展是增强国民经济活力和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因此从融资渠道来看，可以参考日本成功做法，给予多方面的扶持与优惠措施，有效地减少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金融改革与宏观政策调整

　　当房价拐点更加明朗、通胀回落至4%以下时，货币政策放松或将释放更为强烈的信号，以全面下调准备金率为标志。

　　《21世纪》：此次借贷危机暴露了金融体系和信贷政策的哪些缺陷?金融改革应如何推进?

　　魏加宁：从宏观政策环境来看，自2004年以来，国家的信贷资金等资源，明显向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而民营企业则受到歧视和限制，“玻璃门”、“旋转门”比比皆是。国进民退的大趋势，迫使民间资本的行为短期化，很多民营企业家和投资者不愿意从事实体经济生产，不愿意做长期投资，只追求短期回报，挣快钱。现在做实体生产很艰难，各项成本越来越高，利润率越来越低。我们在温州了解到，一些企业已经不再把实体生产作为主业了，而是把实体企业“养起来”，作为“融资平台”，以便从银行借贷，而借来的钱则转手去投房地产、放高利贷。所以，“国进民退”是民间借贷风险的最重要的根源。

　　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虽有进步，但离现实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在温州这样一些地方，正规金融体系的市场准入限制很严，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之中，比如成立民营银行等。同时，正规的金融市场又欠发达，投融资渠道有限。于是，民间借贷就发展起来，草根金融甚至地下金融十分活跃。因此，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办法，最终还是要依靠金融改革。一方面，正规金融体系要放开市场准入，降低门槛，允许民间资本进来;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债券市场和场外交易等领域也要逐步放开，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

　　沈建光：从长期来看，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必须通过制度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来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大型国有银行占有资源过多、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主要资金来源等问题。

　　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利率市场化长期目标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已先后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市场利率，银行间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利率，以及外币存贷款利率等。目前利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即推进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和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但这也是整个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

　　有关部门试图控制存款利率的向上浮动，是出于保护银行利益的考虑。目前，存款利率上限与贷款利率下限之间有约3%的利差，贡献了银行利润的80%。但是，存款管住了存款利率，但在长期的负利率之下，银行面临更多的储蓄流失，不得不依靠发放高收益率理财产品吸引资金。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总数便已经接近17000只，超过去年全年产品总数24%以上。不经意间，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挑战。这也意味着商业银行实际上也在主动地尝试利率市场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另外，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发展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能改善目前通过银行间接融资占比居高不下的局面，同时亦能够推动贷款利率下浮的逐渐扩大。而从银行角度，随着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可根据企业风险调整相应资本价格，同时增加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有效减少民间融资或“影子银行”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险。

　　《21世纪》：在通胀高企、负利率持续的背景下，应如何引导民间资金的投资方向，避免信贷泡沫风险?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魏加宁：当前的民间借贷风险还与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一轮货币紧缩过程中，我们一直频繁地使用数量手段，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根，导致资金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利率政策却很少使用，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导致资金大量外流，从正规银行体系流出，在存款减少的同时，一些银行贷款也辗转地流向了民间借贷，积聚了大量的风险。所以，货币政策要予以适当调整，应当更多地采用价格手段。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进行对冲操作，一方面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另一方面提高基准利率，改变负利率局面，让资金回流到正规金融体系之中，民间借贷的规模也就会逐步缩减。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改善宏观政策环境，扭转国进民退的局面，让信贷等资源更多地向民营企业、向中小企业倾斜，让民间资本从事实体生产能够有利可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不断恶化，防止产业的空心化。

　　沈建光：近期中央高层对经济下滑及地方融资平台、在建项目、中小企业问题高度关注，并采取了一些定量放松的方式，实为政策放松的定向放松的手段，预示货币定向宽松已经展开。而这或许也将成为货币政策变调的前奏，预计11月，决策层便可能选择有差别的下调中小银行准备金率。而年末，房价拐点更加明朗、通胀回落至4%以下时，货币政策放松或将释放更为强烈的信号，以全面下调准备金率为标志。